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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成果转化“梗阻”在最后一公里

让成果转化激发“双创”新动能
90%未能转化 冰箱里的科技成果如何解冻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广州要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广州是华南地区科教中心,近年来积极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生态优化”创新全链条发展,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州将在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下功夫。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进程中,广州应如何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深化科创合作、形成产业共振?

“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使科技成果更快推广应用、转移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科技成果转化,这让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伟光委员欣喜不已。

■本报记者 王佳雯

时隔多年,赵国峰依然惦念着自己的“植物调节剂”。这种用来让农作物增产的营养液,是他在大学任教时的一项职务发明,因为没有寻觅到合适的买家,一直被搁置在实验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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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光所在的单位,主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也为上海“孵化”科技成果。“我国正在打造从法律到专业机构,再到企业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生态圈’。”对于成果转化,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过去人们认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梗阻,迫切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去年以来,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的实施,有效破除了体制机制性障碍。

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公开场合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自此,这一理念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热潮。

在南开大学化学院当老师的时候,这种发明赵国峰手里还有很多。遗憾的是,这些发明成果最终都未能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

广州珠江新城。

“作为科研活动转变为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从整个创新价值链上来看,科技成果转化表现为周期长、投入大、难度高、成果少,推动起来依然困难。”他说,科研成果能否批量、低成本复制并具备市场价值,还需进一步开发研究、技术调整和验证。一个典型的IT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平均需要1—3年,其他技术则需5—8年甚至更长。

时隔两年多,科技在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中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社会各界也期待着通过成果转化,使科学技术在“双创”中能有所作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采访中,代表委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科技人员完全可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双创”的主力军。

迄今为止,在我国,科技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从事科技研发的人员也有106万人,分列世界第一、第二。每年至少有3万项科技成果问世,7万项专利成果诞生。

本期圆桌会,我们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王迎军,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巡视员李江,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强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炜一起,围绕“广州创新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在黄伟光看来,成果转化还面临难度高、成果少的情况。“由于转化过程多为原有研究活动的精确细化,难以符合科研评价中的‘首创’要求,不易出现‘高档次’成果,多数科学家不愿从事这一工作。”他表示,加之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交叉,但目前大部分院校的PI体制难以支撑后续工程化研究,导致科研成果数量巨大,但具备转移转化的成果并不多。

“最后一公里”考验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有10%,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等于说,我们用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换来的研发成果,有90%的科研成果或被“冻在冰箱里”、或被“锁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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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调研高校和科研机构情况,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委员剖析,“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与“现实”的中试、量产环境差距较大,在科技成果市场前景不明前提下,风险资金难以投入到中试和量产等耗资较大的中间环节,导致很多实验室获得的发明创造难以有效产业化。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与投入不断增加,让科研人员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也有委员担心蓬勃发展的科学研究带来的丰硕成果会被“束之高阁”。

为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去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其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比例不低于50%,自行或与他人合作实施的获得营业利润不低于5%的比例。”

主持人:毕征 (广州日报夜编中心副主任、中心工作室负责人)

“短视性考核制度加剧了科技成果转化难度。许多科研院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以自然年为单位,这与科研本身规律相矛盾。”刘建说,即要求科研人员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科研任务量,而非以研究周期进行考核,使很多科研人员的应用研究项目不是以成果转化为目的,而以结题为目的。“浅尝辄止的研究,自然导致结题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撑,而科技成果如果不转化就是一种浪费。”

但是,这部法律实施3个多月了,科研人员却并没有什么感觉。科技成果与市场匹配不顺畅、前期对接不到项目……仍旧是科研人员最大的困惑。

基础能力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点变成老堵点,老问题有什么新解?刘建认为,除培养人才、知识积累、科学研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把向企业和社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不能只为研究和评奖而研究。

在她看来,一线科研人员做出科研成果,也最了解成果该如何发挥作用,通过给科研人员奖励等方式支持成果转化,对国家经济和科研人员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低

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的培育

澳门威斯尼斯人手机版:带来行当共振,在终极一千米。“建议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上,给予科研院所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改进和完善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办法,增加应用型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指标权重,探索设立成果转化类职称和岗位。”刘建说,要把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重点通过产学研合作、技术转让和许可等进行转化。

不过,这件“好事”如何做成,还面临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最后一公里”的考验。

因为科技成果转化难,赵国峰比他的发明先走出了实验室。1998年,他选择在化学领域创业,如今已经是天津一家日化产品公司的董事长。教授出身的他并没有丢下老本行,仍然喜欢泡在公司的实验室,不同的是,现在他的发明都能应用到生产中。

主持人: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围绕《规划纲要》谈广州的具体举措时强调,广州要激发创新发展新动力、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要着力提升创新基础能力。对标国际国内“最好最优”,广州的创新基础能力如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在黄伟光看来,既懂科学、技术、金融,又懂工程、商务和市场的专业转移转化机构将提升转化成功率,政府应建立相应准入标准和监督机制。“让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联手设立研究机构,变以往‘接收成果’为‘联合孵化’,让成果孵化前移至实验室后期,鼓励科学家带着成果走出实验室与企业联合成立合资企业。”

澳门威斯尼斯人手机版:带来行当共振,在终极一千米。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伟光也指出,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研论文产出国,我国科研成果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已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赵国峰发现,在企业做研发更有针对性,项目的出发点是满足客户需求。过去在实验室往往止步于实验阶段,很难更精细,而“半截子”成果又打动不了企业。

王迎军:广州的科技创新基础能力整体居于全国前列,但与顶尖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根据《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在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广州排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后,属于第二集团领头羊,与第一集团的差距正在缩小。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黄伟光担心的科技成果难以走向市场的问题,已成为科技供给侧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难点所在,也是许多走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历程的人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

尽管创业多年,但赵国峰还是学校的教授。企业与学校之间一直有科研合作,但赵国峰并没有从学校获取过专利技术,除了担心发明成果的权属“掰扯不清”外,在他看来,学校的许多科研项目往往不具备应用价值,而企业的科研人员更懂得市场需求。

我们一般从科技资源储备、研发投入强度、重大重点项目和平台建设情况,以及科技成果等几个方面来评价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在这几项里,广州的强项在科技资源储备和科技成果体量上。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及广州市科技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广州有数量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六成以上是规模较大的中央和省属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接近9000家,排名全国第三,研究与开发人员存量超过12万人,科技人才体量位居全国前十。同时,科技成果产出规模也很可观,2017年专利授权总量排名全国前四,发明专利总量排名第七,体现国际科技创新参与度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也排名前列。

相关专题:2017年两会专题

对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黄伟光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通过建立专业转化机构等方式,寻找到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解决办法,让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变得更容易些。

“因为高校的科研项目不够成熟,高校最多造一个样机,但是样机还要转化成产品,产品还要转化成商品。把样品转化成产品这块,高校是没有能力的。”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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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成果转化的路径畅通,科技成果才能在激发“双创”活力中释放更大的动能。

近期,刘燕刚调研时发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后,需要匹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法律实施细则需要配套时,不能忽视一个前提,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须向市场贴近。

王迎军: 总的来看,广州市的创新基础能力“底子好”“后劲足”,但能力提升的瓶颈也十分明显。后期应重点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的培育,全面布局重大重点科技平台建设,加大市级科技投入力度,同时理顺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投入转化效率,促进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待解

“过去的项目是科技部等部门牵头,科研人员未必来自产业界,可能不了解市场。今后应当以市场为主,科研人员不能闭门造车,须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刘燕刚指出,一是实验室里的项目与市场需求“水土不服”,二是学校单一评价体制束缚了老师的积极性。

但是,广州的创新基础能力发展也存在很多弱势方面。首先是技术创新的原创能力相对不足,2017年全市所有授权专利中,发明专利只占到约15.5%,是总授权量前十名城市里占比最低的,低于北京市的43.1%、天津市的28.4%和深圳市的20.0%。其次,财政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带动不足,全社会总体研发投入强度目前还远远不够,2017年财政投入撬动企业研发投入的倍数仅有2.4~3.4,远低于国际上4~5倍的水平,同时全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2.5%,离2020年达到3%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最后,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在广州的分布不足,平台建设制约创新基础能力提升,这集中体现在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分布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广州的最多,但整个大湾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占全国不足10%,远低于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的数量,核心平台缺乏会导致研究力量不能有效整合,攻克共性技术的难度加大,也更难在前沿领域取得连续突破。

从中科院化学所带着科研成果走出去创业,如今成为某科技企业领头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桂生,在创新创业的亲身经历中也发现了成果转化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高校任职期间,赵国峰经历过一段“两头受气”的日子。“有专利没用,不如多发些SCI文章。”赵国峰回忆,当初的发明都偏向产业应用,在评职称时受了影响。学校的评价标准更看重论文,专利再好但论文的影响力不够也会影响职称评选。

总的来看,广州市的创新基础能力“底子好”“后劲足”,但能力提升的瓶颈也十分明显。后期应重点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的培育,全面布局重大重点科技平台建设,加大市级科技投入力度,同时理顺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投入转化效率,促进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不是很了解市场需求,有些成果就像实验报告一样。”杨桂生说。

“学校对老师的考核还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主导的。”北京一所高校的管理人士告诉记者,这也是造成国家目前科研成果很多,但真正有实用价值的却很少的原因。

李江:广州是华南地区科研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聚集了全省80%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人、“两院”院士98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在《自然》杂志发布的2018年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广州排名第25位。推动创新发展,广州基础扎实、资源丰富。

科技成果“有效供给不足”是杨桂生关心的首要问题。他注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员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有时有炒作概念的嫌疑。在杨桂生的眼里,当下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高校、科研院所拿得出手的东西比较少”,因为“科学家的成果未必适合市场”。

另一方面,脱离实际需求的科研发明也不受企业青睐。“真成果市场自然会有需求,会有很多资金追着跑;如果只是老师自己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东西,那它到市场肯定会有问题。科技成果进不了市场,就是一个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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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希望可以将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成果发明人、研究者之间拉开距离。“不一定非要研究者自己拿着成果去产业化”,将成果转移给有承接能力的科技企业,利用他们已有的平台和市场拓展能力,反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天津一所重点大学的有关人士也有相同感触,他告诉记者,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够提升转化效率。可以通过合作或者委托研发合同方式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比如现在很多高校都已经建立了研究院,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产学研模式的探索。

李江: 针对缺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机构分布较为分散的问题,广州正积极推动高端科教资源集聚发展,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建设。同时也在谋划中科院珠三角大科学研究中心建设,统筹调度中科院在珠三角的大科学装置,打造珠三角大科学装置“指挥中心”。

与此同时,杨桂生也发现在“双创”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众多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在推动创新创业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只不过,这些机构硬件设施建设条件良好,但“软件”配套却略显不足。杨桂生所说的“软件”不足是“创业导师”的不足。

因为当前的科研项目大多数是计划型的,立项时不需要考虑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而做项目的科研人员也很少具备市场头脑,企业很难参与项目决策,这是科研项目和市场匹配程度低的根本原因。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广州在创新基础能力上存在短板。一是缺乏肩负战略使命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大科学装置为必备条件,但广州在重大科学装置方面尚未实现零的突破。二是虽然大院大所大平台数量较多,但集聚度不够,缺乏类似北京怀柔、合肥科学岛等高端研究机构和平台集聚的区域。三是原始创新能力需进一步加强。缺乏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核心载体,在国家科技计划组织实施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知识创造和知识获取能力相对薄弱,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存在一定短板,科技领域高端供给不足,成果转化力度不够。四是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有待加强。国际高端创新人才全职在穗不多,缺乏国际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创业导师并非一个新概念,不过,当下创业导师基本都是通过活动、开会、讲座、评委等形式进行义务性的劳动。杨桂生强调,创业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且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因而需要创业导师“一对一的长期辅导”。

企业和科研人员沟通时如何找准频道

针对缺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机构分布较为分散的问题,广州正在积极推动高端科教资源集聚发展,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建设。同时也在谋划中科院珠三角大科学研究中心建设,统筹调度中科院在珠三角的大科学装置,打造珠三角大科学装置“指挥中心”。市政府还出台了《广州市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施方案》,构建以高水平实验室为龙头,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为支撑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体系。

创新模式将转化前置

对于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来说,走出实验室被企业相中也是一道“坎儿”。

科研活力

相较于杨桂生的担忧,周玉梅对当下成果转化的通路表现得更有信心。“转化这个环节已经打通了,政策是支持的,唯一的差别是机构法人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周玉梅说。

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老师反映,对接企业和高校的平台很多,比如各个学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及工业技术研究院等……但问题是,企业和学校往往“各自为政”:高校站在高校一方,企业站在企业一方。

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共同体

针对杨桂生所说的科研人员研究成果与实际需求有差距的情况,周玉梅所在单位寻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从内部去引导,在做项目的时候,让企业参与。”她说。

高校老师对成果的预期和企业对成果的认可往往并不匹配。一项科研成果,老师觉得是好东西,但企业却不一定这么看。要把一项技术转换成商品,需要花费更多心血。有时候甚至是“老师一开口,就把企业吓跑了”。这中间缺少一个牵线搭桥的市场平台。

主持人:在穗的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但以往更关注论文发表及专利产出,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够高,这也是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一直存在的普遍问题。如何更深入开展院地合作,激发在穗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使实验室成果能够成为市场的创新产品?

事实上,这就是微电子所一直践行的转化“前置”的做法。“应用类的项目,我们让企业牵头、科研人员参加,通过企业的需求牵引,让成果产生的时候就对企业有用,而不是再做一次转化。”周玉梅介绍。

刘燕刚说,相比科研院所,中介公司懂得市场前景;相比企业,又懂技术。但可惜的是,提供支撑帮助的平台比较少。

李江:针对这一情况,广州采取的是“试点推动”的方式,制定并出台了《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8-2020年)》,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省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参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试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澳门威斯尼斯人手机版,也就是说,以往科研人员寻找课题做研究再联系企业进行转化的模式,在周玉梅的单位已经得到了根本性调整。“把科研成果转化的动作前移到做科研活动的过程中,而不是成果做完后再找企业转化。”周玉梅说,他们的这一模式已经得到了企业的认同。

为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始在内部成立转化平台。

刘炜:目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体制内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开展成果转化工作。从指导性文件出台到科研机构内部达成共识,再到具体实施制度出台最后形成氛围需要一定的时间。广州在这一方面可以先行先试,从顶层设计开始,出台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使大学科研机构在具体操作体制内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产权归属等方面可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不过,即便转化通路顺畅,杨桂生还有另一个担忧的问题——“高校、科研院所被掏空”。他担心,基础研究源动力不足导致创新创业后劲不足,怕“行业里的科技问题没人去研究”,所以他并不希望科研人员都离开科研岗位创业。

刘燕刚所在的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处置是由他所在的部门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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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也有委员表示,优秀的科研人员去创业是否会使研究团队缩减,其根本在于研究机构自身的团队规划。“这取决于研究所自己的规划定位,如果学科方向是新技术应用,就应该让他们出去,而对基础研究则要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周玉梅说。

2008年以后,国家的科研经费每年以20%的比例增加,但是高校的很多成果出来以后,都锁在实验室里,没有转化成生产力,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海交大在2009年就组建了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

刘炜: 广州可以先行先试,从顶层设计开始,出台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使大学科研机构在具体操作体制内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产权归属等方面可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中国科学报》 (2017-03-15 第1版 要闻)

按照流程,企业想跟高校老师合作,需要先跟老师本人商定转让的具体方式,如果是转让和授权,则需要发明专利的老师以及所在的院系和企业形成一个方案。由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代表学校进行审核。若涉及比较复杂的技术入股,则由研究院操作全过程。

张强:广州的研发创新资源多集中于体制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广州市社科院软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广州19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依托于科研院所的有6家,依托于高校的有10家,真正依托于企业的只有1家。相对于目前技术大变革及技术发展市场化而言,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有些错位,过度集中在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

由于缺少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第三方服务平台,企业和科研人员沟通时往往不在一个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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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双方讨论一项技术时,科研人员通过论文、实验参数来说事,而企业家根本听不懂新技术的“奥妙”;对企业经营者关心的投入产出比、回报率、市场优势等问题,科研人员根本“接不上茬”。

张强: 广州本土知名创新型巨头企业较少,致使广州无法依托大型头部企业的资源、网络和资本优势,大规模投资孵化、裂变衍生出高估值的科技“小巨人”企业。高估值科技企业的成长需要多轮不同阶段的融资支持,广州的风投创投机构数量、资本规模仍有待提升。

为了弥补这样的鸿沟,科研院所和高校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另外,广州密集的技术研发机构和智力资源,与未来产业技术发展需求也并不完全匹配。据广东省科技厅统计资料显示,广州的国家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生物技术与医药相关技术开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基本形成了生物技术与医药的研究与开发、产业承载较为完备的技术链。但其他相关产业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研发基础较为薄弱,如作为广州第一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在发动机、无人驾驶等核心技术领域缺乏重量级研发机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5G、芯片、AR/VR、量子信息、导航等也缺乏国家级研发平台,而作为NEM产业中的石墨烯、氢能源、光材料、可燃冰等更没有多少代表国家水平的研发机构,这也是我国许多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天津一所重点高校的管理人士以他们学校的科技转移中心举例,每个学校都会有科技转化机构,但机构里的人员大多是学校里的老师,在商务方面都是外行。

王迎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其中涉及的主要原因包括:成果缺乏市场导向性,中试环节缺失或薄弱,成果转化配套措施与政策协同性不足,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其中,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极少,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2017年,2766家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中,仅9.5%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而未设立专门技术转移机构的单位,多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成果转化工作,缺乏专门服务岗位;即便设立了专门岗位,其专业化服务能力也明显不足。

为了拥有精通商务谈判技巧的人才,这所学校的科技转移中心专门从社会上聘请了一支市场经纪人队伍。经纪人更懂得怎样和企业谈判。因为招聘的基本原则就是,“懂技术、懂法律、懂商务的综合人才”。

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第一,大力推进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助推器”。广州高校应联系实际,以市场为导向,成立专业性的科技服务公司,按照市场规则引导相关人员进入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市场,并尽快建立一个集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于一体的科技市场体系,为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公平交易营造良好环境。

“由于理化所更偏重于应用,所以跟企业对接诉求也比其他院所要多,为了提高转化效率,理化所专门成立了产业策划部。”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产业策划部项目主管和晓楠介绍,尽管中科院下面100多个研究所都有负责科技转化的处室,但理化所还是单独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做科技成果转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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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科研人员听得懂企业的语言,理化所组织了一批科研人员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MBA,去学习企业人员的思维方式和相关知识。

广州大学城。

但这些尝试都是零星的,市场上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需求日益旺盛,单靠企业和高校满足不了市场的全部需求。市场上的资源对接平台急需完善。

第二,促进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共同体。要继续推动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常态化,完善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化精准对接机制,瞄准校企间对接难题,以“企业 技术 资本 中介机构”的模式实现双方“精准对接”,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高效转移,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多方主体参与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方面,协同创新中心是个很好的模式,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协同创新中心把研究、工程化、成果转化、产业化及政府布局、监管、市场、基金等无缝结合在一个平台上,非常有利成果转化,尤其是高端成果转化。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知识产权与科技法研究室主任宋河发去年9月撰文表示,我国迄今没有建立起一家依靠专利池或专利组合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人员过高的奖励比例是一种个体户、小作坊式管理模式,不利于专利池或专利组合为主营业务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不利于现有生存困难的技术中介机构的转型。

第三,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环节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科技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由于中试环节缺失或薄弱而导致的“创新链条”断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因此,需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环节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当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在各环节中的投资比例,如设立中试专项资金,或中试科研项目,通过加大中试环节助资比例,实现“中试要比研发强”的合理助资比例。

为解决上述问题,宋河发认为,应尽快研究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细则。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人才团队与能力建设。理工类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应建立内部技术转移机构或外部技术转移公司,具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管理和投资功能。推动中介机构转型,支持以技术标准为依托,以专利池或专利组合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建立和发展。(原标题:90%未能转化 企业很难参与 冰箱里的科技成果如何解冻)

第四,以市场化为导向合理引入风投。科技成果转化由于涉及二次开发、中试、生产等环节,投入大,风险大,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仅仅依赖高校是较难做到的,风险投资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风险投资主要投入高科技行业,对科技成果转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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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配套机制。主要包括高校科研立项、项目研发、成果鉴定、成果推广、转化应用等科技成果转化流程的各个环节,如高校可专门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用于支持科技成果的开发、认定、保护等费用,还可以鼓励科研人员或科研团队以订单等方式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努力实现科研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产业潜力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矩阵”

主持人:近年来,广州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继出台《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广州市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规划及促进政策。目前广州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哪些?在发展这些产业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

刘炜: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都是广州正在快速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广州的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加强,产业发展焕发出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广州八大新兴产业合计实现增加值增速为8.0%,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8.2%,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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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下午,生物医药领域的“达沃斯论坛”、第三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于广州国际生物岛拉开序幕。

广州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产学研的结合,要进一步以市场方式激活本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作用,解决源头和应用创新、关键技术研发问题。二是把握产业发展的时机。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有今天的规模和实力,与它充分把握住了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产业转移和爆发性技术发展的机遇是分不开的。因此,广州也要在当前正在孵化新产业的前沿技术比如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提前布局,占据产业孵化的先机。三是进一步完善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生态圈,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和风投创投产业,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企业的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有主体种类多、规模足够大、各种要素完善的时候,才能形成集聚效益,效率将大大提高。

王迎军: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一起,构成了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矩阵”,为广州经济增长赋予了新动能。2019年第一季度,广州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计实现增加值8.0%增长,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9.23%;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48.23%。

近年来,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日益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广药集团、金域医学、达安基因、万孚生物、赛莱拉等成为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根据广州市科技局统计,2018年,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实现增加值587.81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长9.5%,目前拥有119家药品生产企业,592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超过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广州的医疗器械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在前列,而且发展势头很好。这是一个高技术含量、高利润、高产值的利国利民的战略新兴产业。广州应顺势而上,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拿生物医药产业来说,这个产业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发展势头也很快;但国内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原创产品少,研发投入低,产品单一,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成果转化率低,创新成果工程化程度低,企业研发能力低,没有形成全产业链条;针对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殊性,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接轨机制和医工结合平台缺乏。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比如说可以布局建设多学科融合的材料基因工程中心,提升广州生物医药原创性、前沿性研究水平;通过建设企业、科研单位、临床单位、检定单位、国家药监局等组成的产学研医管监协同创新转化平台,加快技术转化、成果落地;可以重点筛选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以及设立市场专项发展基金,鼓励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培育打造成中国乃至全球的生物医药龙头企业。

企业竞争力

培育引进创新型头部企业

主持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018年,广州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总数从2015年的1919家增加至2018年的1.1万家,稳居全国第三;科技创新企业超过20万家。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广州的科创企业“星星”多、“月亮”少,新兴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凤毛麟角,10亿美元以上估值、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科技企业也不多。如何加快培育壮大广州的科创企业?

张强:加快培育壮大一批高科技、高成长、有望成为世界级高科技龙头的企业,对于广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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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新城。

近年来,广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当中的精英标杆企业和细分行业龙头企业成长相对缓慢,主要表现数量偏少、平均估值偏低、行业分布较传统等特点,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互联网、大健康、生活服务等领域。

广州这类“双高”企业发展相对缓慢,缺乏大型平台式头部企业是首要原因。从近几年的实践数据看,我国依托大型平台式头部企业孵化或投资产生的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科技企业,占全国这类企业总数的近50%。广州本土知名创新型巨头企业较少,致使广州无法依托大型头部企业的资源、网络和资本优势,大规模投资孵化、裂变衍生出高估值的科技“小巨人”企业。此外,高估值科技企业的成长需要多轮不同阶段的融资支持,广州虽然从战略上确定了建设国际风投创投之都,但风投创投机构数量、资本规模仍有待提升。

对于加快培育壮大高估值、高成长科技企业,我有几点建议。一是制订专项培育计划,将培育体系细分为三层,建立评审机制,完善金融及政策扶持。二是加强对头部企业的扶持与引导。加大力度培育、引进创新型头部企业,依托头部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带动垂直细分行业投资、孵化新企业;此外,也应考虑激励、挖掘部分国有企业集团的投资孵化潜力,如广州无线电、广州医药、广州汽车集团等,发挥其科技、资本优势催生一批垂直细分行业的科技企业。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构建、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上下大功夫,包括扩大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规模和支持力度、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容忍度,精心打造科技金融载体和平台,如建设创投小镇、风投大厦、基金大厦等,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交易市场、成立广州市中小微科技企业上市促进服务平台等,积极衍生发展平台金融。此外,注意发挥协会作用,主动对接引进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等。

主持人: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一期继续畅谈“广州创新发展”。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罗桦琳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苏俊杰、李波、王维宣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张晓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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